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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宋任穷之女回忆父亲  

2016-10-24 17:56:54|  分类: 官场隐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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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花雨江南《宋任穷之女回忆父亲》
2009年08月21日 08:30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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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任穷与女儿宋勤在一起

爸爸始终要求我们子女做个普通人

宋勤

父亲走了,在2005年1月8日那个寒冷的早上……

与父亲最后告别的那天,我站在母亲身旁,胡锦涛总书记握着她的手说:“宋老功勋卓著,德高望重,英名永存。”

今年七月十一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面对电视文献片《宋任穷》导演的提问,我说:“我是长女,父亲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我的感受是:父亲更多是属于党的。”

1 年少时觉得父亲离我很遥远

抗日战争时,我出生在八路军129师野战医院。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抱着或放在扁担的一个筐里由战士挑着,随部队下太行山向河北平原进发。婴幼儿时的我,不知战事紧张,不论是行军途中还是过封锁线时,饿了尿了就哇哇哭,战士们笑称我是“小汉奸”。幸好没有因此暴露目标,给部队造成损失。可是形势严峻、战事频频,尽管母亲舍不得,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在我5个月大的时候,父母还是不得不把我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4岁才被父亲派人接回,后送到保育院生活。

我原名宋小琴,后来去荣臻小学(北京八一学校前身)读书,听到大人的口头禅是“乱弹琴”,便自己做主把名字改为宋勤。后来才知道,我的本名源于父亲的本名宋韵琴。

小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后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在父亲没有调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和妹妹宋小平一直住校,过集体生活。节假日时,我们曾经到陈赓、张际春、刘志坚等各位伯伯叔叔家住过。那时,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觉得他离我很远。

上初中时,父亲一次来北京开会,他抽空到学校来看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跑到传达室,看见父亲坐在传达室的一张木条凳上,正耐心地等着我。父亲还拿来了弟弟妹妹的照片给我看,并让我到中南海西楼住几天。可小时候的我更喜欢学校,就没有答应他。

1959年,我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且成绩优秀。本来我和一些同学是要去苏联留学的,体检、政审都通过了,可是父亲不让我去(多年后才知道是因为苏联与中国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原因)。上什么学校、学什么,当时我有些茫然。1959年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我敬重周伯伯,愿意听他的意见。我就跟周伯伯说:“今年夏天我毕业,您给我推荐一所大学好吗?”周伯伯问我:“你想上什么方面的学校呢?”我记得父亲对我说过:尖端的科学技术最早用于军事的比较多,就说“军事学校”。 “那你可以上陈赓伯伯的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哈军工不收女生。”

那年8月1日,我在 “八一”建军节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会上见到陈赓伯伯,他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鬼,向总理告我的状。我告诉你啊,哈军工今年开始招收女生了。”就这样,我穿上军装,成为哈军工接收的第一批高中毕业女学生。

哈军工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这期间发生过一次意外。1960年春夏时节,一天课间休息时,一块木制楼梯板砸到我的头上,医生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院领导到宿舍来看我时说:“你父亲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提任何要求,这次他知道你受伤了,特意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当时,我真的觉得特感动、特温暖,原来一直严格要求我的父亲也在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2“文革”中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

从哈军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工作。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当时父亲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曾写信给我说他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尽管我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只是冥冥之中感到不安,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保护老同志,将我父亲等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当时,我下班后常去看他。但随着斗争的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以致后来发生了冲击京西宾馆的事件。一群造反派冲进来,在他们要用绳子把父亲从六楼的阳台上吊放下去的关键时刻,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把父亲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转移到安全地点。我下班后到京西宾馆看父亲时,才知道白天发生了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难过得失声痛哭。父亲却安慰我说:“不要哭,没有什么,我不是很好嘛!”之后,父亲搬离了宾馆,没了消息。

在父亲消失大半年后,我忽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的后小楼,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看他。我非常兴奋,连忙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却简单地说:“你带工业券就可以了。”当时买布鞋要凭票,老家在冀南的一位工作人员替他垫付了工业券,他一定要还给人家。要见父亲的那天,我的心情复杂极了,见到父亲后,才知道他与秦基伟、陈再道等许多将军都被隔离在这里。带着全家的嘱托,我同父亲说了很多话。后来,我对父亲说,以后我每星期都来看您,帮您洗衣服。没想到,后来每次见到父亲时,他都已经把衣服洗干净晾在那里了。

当时,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分散到各地,只有妹妹宋真真即将到江西于都插队。途经北京时多留了一天,我们父女三人过了一个简单的春节。之后,父亲就被送到辽宁乡下一个机耕队劳动。一个多月后,母亲被允许去陪伴父亲,他们又一起去了二五农场。这时,我们这些子女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农场看望父母。1971年秋天,我获准12天休假,就按照曾经去看过他们的弟弟宋克荒给我画的地图、路线,偷偷去看望他们(当时看望他们,需经看管人员批准)。

1973年初,我和小平、克荒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希望能接父亲来北京治病。1973年4月,父亲被批准到北京医院治疗。那时,我那经历了长征风雨年近六旬的母亲几乎每天从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和照料父亲,我们也以为父母亲可以留在北京。谁知江青一伙非让父亲回农场不可。容不得多考虑,我向单位请了假,陪着父母又回到了1971年我去看望他们时曾居住过的那两间农舍,直到单位催我必须回京参加“反右倾”。在那里我住了4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沉默少语,只是每天坚持干活、散步、默默听着收音机里那些狂躁的声音。父亲用他的神色、用他的精神让我感知到他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

3 潜移默化父亲对我们的人格影响

“文革”中,黄德生和我结婚时都在七机部工作。因为和我结婚,组织上还让他写了份保证书。内容是:“我愿意同宋勤结婚,并愿意服从宋任穷定性后,组织按党的政策(文件)和具体规定所作的处理意见。”即如不合要求,就得离开七机部。我生了女儿后,在家里休产假。一天,老黄一早去上班,不久又回家了。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上班了?”老黄说:“今天林彪到单位来视察,说我政治上不够格,不让参加欢迎队伍。”听了这话,我感到有些难过,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

父母亲在二五农场(后又搬到高家农场)时,我去过两次,老黄去的次数比我还多。老黄以及我的妹夫,他们与我父母过去没有交往,但也同儿女一样,尽力抽空儿背着提着食品长途跋涉,踏着泥泞去农场看望父母。

老黄写了“保证书”的8年后,1977年10月,父亲出任七机部部长。他对我们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严格要求自不用说。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父亲曾到我家4口人居住的那间17平方米的住房来看过我们。那时,我家和同事老张家4口人合住在一个套间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直到我在国家机械委工作一年多后,才住上了两居一厨一卫的房子。

我和老黄有一双儿女,他们出生在“文革”时期,生活条件艰苦。在家里大氛围的熏陶下,他们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与习惯。

我儿子黄海涛在北京一六一中学读高中时,姥爷家近在咫尺。可是他在学校吃中午饭,而不就近去姥爷家吃饭。


1993年春节,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邀请,父母去深圳市过春节,我带女儿黄海昕也去了。年三十儿和大年初一我与同去的弟弟妹妹及孙辈和父母一起吃饭,到了初二父母只留孙辈在他们那吃饭,我们则去工作人员餐厅用餐。我和弟弟妹妹对此已习以为常。克荒上北京四中高中住校,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次父亲从沈阳来北京开会,克荒去看望父亲后回到学校宿舍,向同学要自己的那份窝头吃。认定克荒会在父亲那吃晚饭的同学早已分享了克荒的那份窝头,他们都大吃一惊:去看望来中央开会的高官父亲,竟然没在那吃饭,而是回学校吃饭!

我女儿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寒假正巧有机会和姥爷坐专列一起回北京,可是她坚持和同学一起坐硬座回北京。在复旦上学时,她就开始勤工俭学,去国外读MBA时,她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租房子住。

……

在父亲被批斗、被“改造”时,我们是普通人;在父亲当部长,及之后进中央书记处、政治局时,我们仍然还是普通人。

宋任穷

生平简介

1909年—2005年。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任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初期,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等职。解放后,历任第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年后,任七机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1987年继续当选中顾委副主任。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

作者简历

宋勤,宋任穷之女。1940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辽县(左权县)羊角129师医院。1953年至1959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实验中学)。1959年至196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七机部二院、五院,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经委等部门工作,后到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现为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工作。

2001年退休。现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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